《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讀後感怎麼寫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關於市民社會和國家關係界定的批判，初步創立了唯物史觀理論。以下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讀後感的相關資料，歡迎閲讀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讀後感怎麼寫（一）

唯物史觀的確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人類做出的一大貢獻，這個理論的創立不僅與兩人的精神特質相關，也是理論歷史發展的必然。一般來説，一種新思想、新觀點的萌生總是在舊體系的“母體”中孕育和發展的，孕育唯物史觀的“母體”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馬克思是在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中逐步創立唯物史觀的。

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是目前學界公認的唯物史觀最終確立的標誌，但唯物史觀理論經歷了一個初步創立、逐步形成與最終確立的過程，筆者認為1843年馬克思的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唯物史觀思想的初步創立。

一、求學與思考――理論學習和繼承

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前夕，馬克思還沒有確立起自己的哲學觀念體系。馬克思中學畢業後，在柏林大學接觸到了當時德國佔統治地位的黑格爾學説，併成為一名青年黑格爾派者，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就是提出一個人人都重視的、準確的、不依賴於具體經驗的(先驗的)法學概念，然後在實際的法中研究它的發展。

從馬克思的思想歷程來看，他並不是直接從黑格爾哲學進入對黑格爾哲學批判的，而是經過了青年黑格爾派的中介。184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中，雖然馬克思在處理自我意識和現實的關係問題上，既不同於黑格爾也不同於青年黑格爾派，但基本上還是信奉黑格爾哲學，是一名黑格爾主義者。

黑格爾的體系雖然是唯心的，但他的內容中卻貫穿着歷史方法，這使馬克思受益很多，他完全繼承了黑格爾的歷史方法，藉助黑格爾的方法，馬克思最終克服了費爾巴哈的歷史唯心主義而確立了唯物史觀。

二、接觸現實與批判――實踐經驗的積累

從1841年大學畢業直至1843年，馬克思一直在為籌辦和主編《萊茵報》而忙碌，這是馬克思實際參加政治鬥爭的時期，他遇到了以前從未遇到的對現實問題進行評價的問題，這也是馬克思思想發生轉變的關鍵時期，對馬克思社會思想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政治鬥爭使他開始同黑格爾學説決裂，最終走向唯物史觀。

1，《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是馬克思的第一篇社會論文，在這裏他對出版自由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普魯士頒佈的新書報檢查令，表面上是不同意對作家的寫作加以限制，實際上只是在舊的限制上加上新的限制，馬克思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這一檢查令的虛偽性和反動性，指出反對出版自由，不僅是反人民的，而且是違反國家和法的本性的，是和理性國家的本質相違背的。

這裏我們能夠深深地體會到馬克思的革命性，但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觀仍然是唯心的，把國家、法看作是人的理性、絕對精神、自由的反映，這是馬克思投入到現實生活的第一步，是他逐步看清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與現實之間的深刻矛盾的第一步。

2，1842年完成的《關於出版自由和公佈等級會議記錄的論辯》中，馬克思分析了萊茵省議會辯論中各個等級的代表對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態度，對妨礙人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專制國家制度的反動本質進行了又一次無情的批判，“在這裏論戰的不是個別的人，即是等級”，這説明馬克思已經意識到人們在思想觀點、政治態度上的對立是同等級地位的對立分不開的。

同年，馬克思以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為個案，用長達近46頁的篇幅，對在省議會辯論中的諸侯等級代表、貴族代表、城市代表、鄉代表、報告人就一些法律條文的爭論作了詳細的解剖。在這些人的表現中，馬克思看到了與黑格爾的理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他進一步把等級地位的對立與不同的社會集團和階級在物質利益上的對立聯繫起來。

這樣的現實怎麼能符合黑格爾式的立法部門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呢？恩格斯曾説：“對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迫使馬克思着手研究有關物質利益的問題，在這方面他獲得了一些無論法學或哲學都不曾提供的新觀點”[2]。列寧曾評價馬克思這時期的著作説：“1842年發表的有馬克思在‘萊茵報’上寫的文章，其中包括對第六屆萊茵省議會上關於出版自由的辯論的批評、關於林木盜竊發法、維護政教分離等文章。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已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

3，在《摩塞爾記者的辯護》一文中，馬克思同樣指出了國家不顧貧苦農民利益的事實，針對普魯士政府否認摩塞爾地區貧困同政府政策的聯繫時，馬克思指出“在研究國家生活現象時，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視各種關係的客觀本性，而用當事人的意志來解釋一切。但是存在着這樣一些關係，這些關係決定私人和個別政權代表者的行動，而且就像呼吸一樣地不以他們為轉移。只要我們一開始就站在這種客觀立場上，我們就不會忽此忽彼地去尋找善意或惡意，而會在初看起來似乎只有人在活動的地方看到客觀關係的作用”。馬克思已經意識到，摩塞爾河農民的貧困狀況，既不是由自然原因造成，也不應該從個別官員的過失找到解釋;國家對摩塞爾河農民的貧困處境無動於衷，也不能歸罪於個別官員的惡意，這一切都是由“各種關係的客觀本性”，首先是由當時的封建生產關係和普魯士專制制度所決定的。馬克思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普魯士的社會政治制度，説明馬克思已經看到了在社會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觀念的力量，而是等級地位和物質利益。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雖然還沒有正面批判黑格爾，但已經得到了一些與黑格爾思想相反的主張，只是沒有形成明確的理論立場。在現實中遇到與理論完全相反的事實，並沒有使馬克思感到無路可走，他也沒有迴避這些矛盾，面對現實與理論的分裂，他勇往直前，決定對這些矛盾和疑問進行細緻的研究，這便是在1843年3月《萊茵報》被查封后，他遷居到克羅茨納赫，決定從現實的反專制主義的鬥爭中暫時退回到平靜的書齋。

三、退回書齋的反思――唯物史觀的初步創立

生活在克羅茨納赫的這段時間裏，馬克思一面消化、總結《萊茵報》時期的實踐經驗，一面更深入的研究黑格爾，廣泛閲讀有關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歷史著作，他力圖用一種正確的世界觀回答、理解這一時期所遇到的種種現實問題，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構成唯物史觀形成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本觀點正是在這裏初步創立的，其第一個著作便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馬克思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其寫作緣起一方面是馬克思關注人類生存狀態的理論旨趣，另一方面緣起於他自己信奉的理論與現實的衝突。手稿針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進行批判，是馬克思進行獨立哲學研究的開始，通過大量社會現實和歷史的比較研究對黑格爾的法哲學進行了批判，發現了黑格爾所有哲學的祕密，並在批判黑格爾的基礎上，通過自己確立的到社會歷史現實中去尋求問題答案的方法，闡釋了自己的思想，確立了今後基本的理論發展方向，即對社會現狀、人類社會進行批判研究，對社會生活進行正義追問，這些對馬克思實踐觀點的確立是重要的，為他以後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基礎，正是這樣一個角度才使馬克思最終確立了科學的唯物史觀和實踐觀。

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作過這樣的回顧：“1842年―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規律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由此看出，馬克思完成世界觀的轉變就是從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開始的，普列漢諾夫曾指出：“馬克思闡明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從批評黑格爾的法權哲學開始的”。

1，對市民社會和國家關係的顛倒

黑格爾在歷史上第一次從概念上把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加以明確區分，並發現了市民社會的經濟本質，但在他這裏，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分別是絕對精神在倫理精神階段存在的三個實體性環節及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倫理精神、市民社會是倫理精神的“分裂”和特殊化、國家則是倫理精神的實現或現實化，家庭和市民社會屬於有限性的存在，從屬於國家，而國家是它們的內在目的，所以黑格爾的結論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

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成長中，他不僅接受了黑格爾的思想，而且也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思想，他運用費爾巴哈從存在到思維、從物質到精神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指出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國家是從屬性的、第二性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係的領域則是決定的因素、第一性的東西。馬克思在對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第262節進行分析批判時寫到：“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可是在黑格爾看來卻剛好相反，它們是由現實的理念產生的。……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把“理念變成了獨立的主體，而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關係變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內部的活動。實際上，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而思辨的思維卻把這一切頭足倒置”。於是馬克思得到了與黑格爾完全相反的結論：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是他走向唯物史觀的關鍵一步，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唯物史觀關於社會基本矛盾觀的萌芽，是唯物史觀創立、形成的開端，並由此確立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2，揭露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方法論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不僅批判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國家觀，而且還揭露了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方法論，從根本上有力地摧毀了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馬克思指出，黑格爾把法哲學變成了應用邏輯學，即用唯心主義方法來處理社會政治問題。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認為，揚棄市民社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分離的根本辦法和最終歸宿在於由市民社會進展到倫理國家。馬克思着力批判了這一點，他認為黑格爾的要害是把理念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國家則是理念的現實表現，馬克思寫到：“重要的是黑格爾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當做主體，而把真正的現實的主體，例如‘政治情緒’變成了謂語。而事實上發展卻總是在謂語方面完成的”。“在這裏，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學，而是邏輯學。……在這裏具有哲學意義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

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對現代國家制度的真正哲學的批判，不僅要揭露這種制度中實際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釋這些矛盾;真正哲學的批判要理解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從它們的特殊意義上來把握它們。但是，這種理解不在於黑格爾所想象的那樣到處去尋找邏輯概念的規定，而在於把握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

四、總結

馬克思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對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相互關係的批判性考察，最終發現了唯物史觀。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他第一次指出了市民社會在社會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闡明瞭應當在市民社會中尋找國家的根據的觀點，並進而論述了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思想，這標誌着他突破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新的唯物史觀開始誕生。